性爱、家庭与民族:潘光旦新家制的内在理路

杭苏红1

(1.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摘要】潘光旦对家庭研究的重视, 既是为了回应民国家庭变革所带来的离婚增多、家内关系紧张等诸多家庭问题, 更是为了以自然性与伦理性的平衡为基础, 重建在个体与社会之间起中介作用的新家制。一方面, 通过探讨两性关系中自然性冲动与社会性情感的共存关系, 以及在处理家内关系时综合考量家庭成员之间自然性差异与德行、才智差异, 潘光旦论证了维持自然性与伦理性的平衡, 是克服家庭变革中激进或保守倾向、进而促进两性关系与家内关系和谐的重要原则。另一方面, 在此基础上, 潘光旦进一步论证了现代个体在维持家庭稳定的同时走出家庭, 将家内培养的同情心与责任心扩展到社会、民族的可能性。这一思想是坚持从改革家制出发, 而非从其他替代性团体入手, 推动个体发展与民族进步的一种尝试。

【关键词】 潘光旦; 性爱; 家内关系; 折中家制; 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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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脚注

    [1]. (1) 潘光旦在之后的一篇文章中进一步舍弃了这种对重要性的比较, 他认为两者在很多时候“实在是无法分轻重的”, 能够比较的只是两者之间“常与变”的态势 (潘光旦, 2000j:40) 。 [^Back]

    [2]. (1) 在民国时期对传统家族制度的“讨伐”中, 常被论及的是新文化运动时期吴虞、陈独秀、施存统等人对传统家制、孝道的批判。 [^Back]

    [3]. (2) 比如, 康有为在《实理公法全书》一书中引用法国巴黎1891年离婚率说明小家庭制度中的两性关系易于破灭 (康有为, 2007:282-283) , 在《大同书》中论述了西方小家庭制度中子辈“薄报”老人的情况 (康有为, 1994:206-210) 。 [^Back]

    [4]. (3) 随着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传播, “无家庭”思想在知识界获得了一定的认同, 比如1930年, 蔡元培、李石曾、蒋梦麟等人面对立法院院长胡汉民“ (未来) 要不要家庭”的请教, 均对未来家庭持否定态度, 认为“ (家庭) 不要的好”, “家庭缩小、至于个人的生活”, 等等 (本报讯, 1930) 。 [^Back]

    [5]. (1) 潘光旦思想中的“优生学”是他对西方优生思想有选择的吸纳, 提倡个体“通过婚姻选择与生育后代的方式来实现人类遗传品性的优化组合, 达到种族品质改良的目的”, 与广义优生学和种族主义有着明显差异 (吕文浩, 2009:50-51) 。在潘光旦所处的时代, 伴随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传播, 优生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曾对欧美知识界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受到了罗素、席勒、霭理士等人的关注与支持 (Hawkins, 1997:218-219;霍夫施塔特, 1981:181) 。潘光旦在这一学术思潮的影响下, 不仅在美国学习生物学、优生学, 并且回国后一直以提倡优生学为己任, 出版了大量书籍和文章, 如《优生概论》、《优生原理》、《优生与抗战》等。对于潘光旦的优生学思想, 一直以来不乏批判之声 (孙本文, 2012a, 2012b;周建人, 2000) , 但是从研究潘光旦思想的角度来说, 在看到他的优生学思想时代局限性的同时, 更应该尝试着探析潘光旦的优生学论述背后试图将个体、家庭与更宏大的民族国家相关联的理论抱负, 以及他试图以之实践“人的培育”的苦心。实际上, 这些理论构想在当时所针对的现实问题, 在当代社会中也一定程度上存在, 比如个体归属感的缺失、现代性建设方案中“人的缺失”, 等等。 [^Back]

    [6]. (2) 潘光旦较常使用的“种族”概念是一个基于生物性的概念, 指“种质”或“血统” (吕文浩, 2009:114) , 他认为当时学界较少讨论民族之生物性基础, 因而他要格外强调民族在血缘世代传递意义上的“种族性”。这与“种族主义”对种族的讨论有很大差异, 潘光旦也有专文批评“种族主义”的种族差等、种族排斥 (潘光旦, 2000r:367) 。 [^Back]

    [7]. (1) 原文是“Until the currents of lust in the organism have been so irradiated as to affect other parts of the psychic organism—at the least the affections and the social feelings—it is not yet sexual love”, 译文参考潘光旦 (2000i:373) 的翻译, 有改动。 [^Back]

    [8]. (1) 有关养老问题, 特别是情绪之养, 参见吕文浩 (2009:184-187) 的论述。 [^Back]

    [9]. (1) 比如民国时期反封建健将施存统所写的《非孝》一文, 号召青年反抗不贤家长, 详细经过可参见他以“施复亮”之名发表的回忆文章 (施复亮, 1948) 。 [^Back]

    [10]. (1) 值得注意的是, 潘光旦的观点有前后期的变化。在1928年的《中国家庭之问题》及英文文章中, 他虽然认为“父母之衰, 由子女侍奉之” (潘光旦, 2000l:133) 是合乎情理, 但是在具体的同居侍养问题上, 他强调的侍养者是分家后的兄弟。但在1937年《谈婚姻的动机》中则强调父母“不但与已婚的子或女同居, 并且有受子和媳或女和婿的侍奉的权利” (潘光旦, 2000g:480) 。在1947年的一篇书评中, 虽然没有这么清晰的表述, 但他也笼统地称“由壮年的一辈轮流侍养” (潘光旦, 2000m:83) 。这说明潘光旦在20世纪20年代将父系传承看作一个不可动摇的家制要件, 但到了30年代, 在他所构想的未来家制中, 女儿和女婿也因同居侍养的责任而加入新家制, 折中家制不再只是男子之间的父系传承, 具有了更包容的特性。 [^Back]

    [11]. (1) 以乡土为例, 潘光旦认为乡土情感与家庭情感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中国文化中有着很深的根源。他提倡通过教育的方式强化这种情感, 从而吸引人才回到农村, 实现自我对于乡土的情感与责任 (潘光旦, 2000f:143) 。 [^Back]

    [12]. (1) 潘光旦虽然重视改革宗祠, 使其利于培养民族意识, 但他也清楚地意识到“宗祠制之行将解体, 已为不可免之事实” (潘光旦, 2000l:139) 。 [^Back]

    [13]. (1) 优生学对于优良品质和地位、职业相关性的研究曾引起很多学者的批评, 比如孙本文就认为优生学有重视财富、地位与势力, 忽视贫穷、失势与无社会地位人的倾向 (孙本文, 2012a, 2012b) , 周建人也有类似的批评 (周建人, 2000) 。不过, 细察潘光旦有关优生学的文字, 似乎很难看出这种倾向, 他虽然承认在估量一个人流品时“社会地位, 经济能力, 教育造诣”是“不得不参考”的“比较间接的方法”, 但是他明确地指出“流品很高, 而社会地位很低, 自营生计的能力很薄弱, 或无法接受高等教育的例外分子” (潘光旦, 2000k:296 ) 也是不一而足的。即具有优良品质的人散布在各个阶层中, 并且重要的不是其具有的地位、财富, 而是其潜在的优良品质。 [^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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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N:1002-5936

CN: 11-1100/C

Vol 33, No. 01, Pages 194-216+246

January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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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一、导言
  • 二、“欲—恋”观:家制的性爱基础
  • 三、位育与家内关系
  • 四、“推爱”:家制变革与民族发展
  • 五、小结
  • 脚注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