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湄公河机制到澜湄合作:中南半岛上的国际制度竞争

罗仪馥1

(1.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摘要】为了促进地区经济发展, 中南半岛一度产生了为数众多的国际经济合作机制, 但在经过激烈的制度竞争之后, 最终能够在该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及一体化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的, 只有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 (GMS) 和澜湄合作机制 (LMC) 等少数制度安排。这两个机制在成员构成、制度功能和运作方式上的共同点决定了二者存在客观的竞争关系。它们在主导力量及其投入力度、制度化水平、制度建设的根本目标和制度有效性方面存在差异, 又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GMS的发展停滞甚至有所后退, 而LMC的影响力则迅速扩大的竞争现状。基于现实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 GMS和LMC各自的主导国——日本和中国在中南半岛实力地位的相对变化, 部分解释了两种机制当前竞争现状的成因。本文进而将制度参与国的选择纳入分析框架, 强调中南半岛五国的公共需求在两大机制下是否得到满足, 也对二者竞争关系具有一定的影响。从中日两国的战略定位与中南半岛五国的态度来看, GMS与LMC的竞争还将相持下去, 但这并不意味着制度间合作无法实现。对此, 中国一方面应在保障本国利益的基础上, 密切关注与对接中南半岛国家的需求, 确保LMC的吸引力与竞争力。另一方面, 可以推动两个机制的交流, 寻求合作的切入点, 实现GMS与LMC的良性竞争与制度相容。

【关键词】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 澜湄合作; 国际制度竞争; 现实制度主义; 公共需求; 中日关系;

【DOI】

【基金资助】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信息数据库” (项目编号:17VDL001) 的部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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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脚注

    [1]. (1) 现实制度主义的主要经验实证研究成果, 参见李巍:《现实制度主义与中美自贸区竞争》, 《当代亚太》, 2016年第3期, 第4—34页;李巍:《中美金融外交中的国际制度竞争》,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6年第4期, 第112—138页;李巍、张玉环:《美国自贸区战略的逻辑——一种现实制度主义的解释》,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5年第8期, 第132—136页;孙忆:《国际制度压力与中国自贸区战略》, 《国际政治科学》, 2016年第3期, 第125—161页。 [^Back]

    [2]. (2) 该理论的核心命题是:国际制度既为制度成员国提供了普遍的公共服务, 又能被制度领导国私有化为特殊性的权力工具。国际制度竞争的结果由制度领导国的权力地位、国际制度的公共服务能力以及制度结构合理性所决定。详情请参见李巍:《制度之战:战略竞争时代的中美关系》,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年, 第86页。 [^Back]

    [3]. (3) 在现实制度主义理论的表述里, 其提出者李巍更多地采用“权力”一词, 其中包含了政治权力地位、政治强制能力与观念影响能力三方面内涵, 但基于GMS和LMC主要是由主导国提供资金援助成员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平台, 笔者认为两国的实力 (尤其是经济实力) 在制度建设过程中明显比其他类型的力量更重要, 因此本文更倾向于使用“实力”一词, 而且本质上“实力”也属于“权力”的组成部分之一。 [^Back]

    [4]. (4) 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上半叶, 除泰国以外的中南半岛国家受到西方列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殖民统治, 其中越南、柬埔寨和老挝受法国统治, 缅甸则处于英帝国的控制之下, 后来四国又相继为日本所侵略与占领。“二战”结束后, 该地区又沦为美苏冷战的主战场之一, 两大国对这些国家的国内政治与经济发展进行了直接干预, 直至20世纪90年代, 中南半岛国家才实现了独立与和平。90年代以来, 日本、美国、中国与印度等大国乃至韩国、澳大利亚等中等强国先后通过发展援助、经济联系与政治压迫等不同方式, 竞相增强各自在中南半岛的影响力, 其中以中国和日本两大国的“竞争”最为突出。 [^Back]

    [5]. (5) 关于“制度过剩”的解释, 参见李巍:《东亚经济地区主义的终结?——制度过剩与经济整合的困境》, 《当代亚太》, 2011年第4期, 第13页;对于“制度拥堵”, 参见毕世鸿:《机制拥堵还是大国协调——区域外大国与湄公河地区开发合作》, 《国际安全研究》, 2013年, 第58—73页。 [^Back]

    [6]. (6) 关于中南半岛合作机制的介绍及对该地区“机制丛生”的原因及影响分析, 散见于以下文献:卢光盛:《澜湄机制如何从湄公河地区诸多边机制中脱颖而出?》, 《当代世界》, 2016年第5期, 第24—27页;沈铭辉:《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复杂的合作机制与中国的角色》, 《亚太经济》, 2012年第3期, 第13—18页;任娜、郭延军:《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机制:问题与对策》, 《战略决策研究》, 2012年第2期, 第61—66页;梁晨:《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相关机制概述》, 载刘稚主编:《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发展报告 (2010—2011)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年, 第19—32页;贺圣达:《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复杂的合作机制和中国的参与》, 《南洋问题研究》, 2005年第1期, 第6—14页;Jean-Pierre A. Verbiest,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Integration in the Mekong Region”, Asian Economic Policy Review, Vol.8, No.1, 2013, pp.148-164; Blake D. Ratner, “The Politics of Regional Governance in the Mekong River Basin”, Global Change, Vol.15, No.1, 2003, pp.59-76; Donald E. Weatherbee,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in the Mekong River Basin”,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Vol.20, No.2, 1997, pp.167-184。 [^Back]

    [7]. (7) 刘卿:《澜湄合作进展与未来发展方向》, 《国际问题研究》, 2018年第2期, 第43—54页;黄河、杨海燕:《区域性公共产品与澜湄合作机制》, 《深圳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17年第1期, 第130—137页;卢光盛、别梦婕:《澜湄合作机制:一个“高阶的”次区域主义》, 《亚太经济》, 2017年第2期, 第43—49页;卢光盛:《“一带一路”框架下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升级版》, 《国际展望》, 2015年第5期, 第67—81页。 [^Back]

    [8]. [^Back]

    [9]. (9) 戴永红、曾凯:《澜湄合作机制的现状评析:成效、问题与对策》, 《国际论坛》, 2017年第4期, 第1—6页。 [^Back]

    [10]. (10) 除了GMS以外, 其余的四个次区域机制包括“文 (莱) 印 (尼) 马 (来西亚) 菲 (律宾) 东盟东部增长区” (Brunei, Indonesia, Malaysia, Philippines East ASEAN Growth Area, BIMP-EAGA) 、“中亚地区经济合作” (Central Asia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CAREC) 、“印 (尼) 马 (来西亚) 泰 (国) 增长三角” (Indonesia, Malaysia, Thailand Growth Triangle, IMT-GT) 和“南亚次区域经济合作” (South Asia Sub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SASEC) 。详情请参见亚开行官网的介绍, https://www.adb.org/countries/main。 [^Back]

    [11]. (11) 中国对LMC的资金支持在本文第三部分将作进一步分析。 [^Back]

    [12]. (12) 《王毅:做好“六个提升”, 构建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 澜沧江—湄公河合作官网, 2017年12月16日, http://www.lmcchina.org/zyxw/t1520051.htm。 [^Back]

    [13]. (13) 在清华大学主办的第十一届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年会上, 有学者曾针对本研究指出, 两种机制建设时长相差较大, LMC处于建设初期, 而成立已久的GMS相对而言则处于衰落阶段, 从而对二者是否具有可比性提出质疑。建设时长确实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变量, 但不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变量。换言之, 国际制度的发展趋势与成效并不一定与其建设时长成正比 (或反比) , 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至今已70余年, 亚洲开发银行也成立将近20年, 但二者如今依旧是全球层面或区域层面最具影响力的国际金融机构之一, 而一些新近成立的金融机制, 如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虽然表现出一定的发展活力, 但短中期内不可能“比肩”前两种机制, 更遑论超越前者。基于此, 本文认为, 建设时长这一变量并不对LMC与GMS的比较结果造成威胁, 相反, LMC为什么能够在短时期内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力, 而已经积累了深厚成果与经验的GMS又为何恰巧在近年来有所后退, 这正是值得我们进行深度探讨的问题, 而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无法脱离制度比较的研究路径。 [^Back]

    [14]. [^Back]

    [15]. (15) 李克强在LMC首次领导人会议上就曾指出, “澜湄合作机制是对中国—东盟合作框架的有益补充”, 而且有利于“构建中国—东盟合作升级版”。参见《李克强在澜沧江—湄公河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 澜沧江—湄公河合作官网, 2016年3月23日, http://www.lmcchina.org/zywj/t1511259.htm。 [^Back]

    [16]. (16) 奥兰·R.扬:《国际制度的有效性》, 载詹姆斯·M.罗西瑙编:《没有政府的治理》,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年, 第187页;王明国:《国际制度研究的新进展:制度有效性研究综论》, 《教学与研究》, 2010年第12期, 第42页。 [^Back]

    [17]. [^Back]

    [18]. (18) 郭延军:《大湄公河水资源安全:多层治理及中国的政策选择》, 《外交评论》, 2011年第2期, 第88—101页。 [^Back]

    [19]. (19) 刘稚主编:《澜沧江—湄公河合作发展报告 (2017)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年, 第14页。 [^Back]

    [20]. (20) 乔林生:《福田主义与日本的东盟外交》, 《日本学刊》, 2007年第2期, 第60页。 [^Back]

    [21]. (21) 廉德瑰:《日本对东南亚的政治“切入”》, 《日本学刊》, 2010年第4期, 第36页。 [^Back]

    [22]. (22) 金熙德:《日本对东南亚外交的转折——从福田主义到桥本主义》, 《当代亚太》, 1998年第7期, 第6—7页。 [^Back]

    [23]. (23) 王庆忠:《日本介入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及中国的战略应对》, 《当代世界》, 2014年第5期, 第68页。 [^Back]

    [24]. (24) 李光辉、裘叶艇:《日本担心湄公河归中国经济圈, 15亿美元争主导权》, 《国际先驱导报》, 2004年4月21日。 [^Back]

    [25]. (25) 详细数据请参见UNCTADstat, http://unctadstat.unctad.org/EN/, 下文中的世界和亚洲GDP增长率数据来源也与此同。 [^Back]

    [26]. (26) 根据最新公布的数据, 柬埔寨 (2012年) 、老挝 (2010年) 、越南 (2012年) 和泰国 (2014年) 的平均月工资水平依次为121、109、181、420美元, 而中国 (2016年) 和日本 (2016年) 的平均月薪则高达847和2794美元, 详细数据请参见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http://www.ilo.org/global/lang--en/index.htm, 该网站有关缅甸平均工资水平的数据缺失。 [^Back]

    [27]. (27) 张锡镇:《东南亚在日本经济发展和对外战略中的地位》, 《国际政治研究》, 1994年第2期, 第61页。 [^Back]

    [28]. (28) 徐梅:《战后70年日本经济发展轨迹与思考》, 《日本学刊》, 2015年第6期, 第49—73页。 [^Back]

    [29]. (29) 从衡量一国经济规模或实力的各项具体指标来看, 从二战后至2009年的大多数年份里, 日本的GDP、人均GDP、对外贸易与投资额、对外官方发展援助额等均居东亚国家首位, 是名副其实的经济强国。具体数据请参见世界银行数据库, https://data.worldbank.org/。 [^Back]

    [30]. (30) 毕世鸿:《冷战后日本与湄公河国家的关系》, 第49—50页。 [^Back]

    [31]. (31) 王庆忠:《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域外大国介入与中国的战略应对》, 《太平洋学报》, 2011年第11期, 第43页。 [^Back]

    [32]. [^Back]

    [33]. [^Back]

    [34]. [^Back]

    [35]. (35) 毕世鸿、何光文:《冷战后日本的大湄公河次区域政策及其行动选择研究》, 《东南亚研究》, 2009年第3期, 第65—66页。 [^Back]

    [36]. (36) 李晨阳、瞿健文等编著:《柬埔寨 (列国志)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年, 第381 页。 [^Back]

    [37]. (37) 李建民:《“普通国家”目标与日本对联合国外交》, 《当代亚太》, 2004年第7期, 第14页。 [^Back]

    [38]. (38) 宋效峰:《湄公河次区域的地缘政治经济博弈与中国对策》,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2013年第5期, 第46页。 [^Back]

    [39]. (39) 《习近平:欢迎周边国家搭乘中国发展“快车”、“便车”》, 新华网, 2015年11月7日,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11/07/c_1117070255.htm。 [^Back]

    [40]. [^Back]

    [41]. (41) 2017年1月,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达沃斯论坛的演讲中提到, 中国愿意在世界经济下行的不利背景下, 积极引导经济全球化进程向着更加包容普惠的方向发展, 展现了中国的领导力与担当。参见《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全文) 》, 中国新闻网, 2017年1月8日,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7/01-18/8127455.shtml。从近年来中国参与国际制度建设与全球治理的具体表现来看, 中国确实比以往表现出更强的领导意愿, 当然, 其前提是中国具备这样的领导能力。参见李巍、罗仪馥:《2017年:中国引领全球秩序的重建》, 《理论视野》, 2018年第2期, 第76—83页。 [^Back]

    [42]. [^Back]

    [43]. (43) 李巍:《东亚货币秩序的政治基础:从单一主导到共同领导》, 《当代亚太》, 2012年第6期, 第46页。 [^Back]

    [44]. (44) 李巍:《制度之战:战略竞争时代的中美关系》, 第72页。 [^Back]

    [45]. [^Back]

    [46]. (46) 汪海:《从北部湾到中南半岛和印度洋——构建中国联系东盟和避开“马六甲困局”的战略通道》,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7年第9期, 第47页。 [^Back]

    [47]. [^Back]

    [48]. (48) 笔者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及UNCTAD的相关数据计算而得, 参见http://data.stats.gov.cn以及 http://unctadstat.unctad.org/EN。 [^Back]

    [49]. (49) 屠年松、薛丹青:《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国家全球价值链升级研究》, 《经济问题》, 2018年第2期, 第123—129页。 [^Back]

    [50]. (50) 庞琴、罗仪馥:《全球化与国家对外经济影响力——基于中国在东亚地区经济影响力的社会经济学分析》, 《当代亚太》, 2018年第2期, 第31页。 [^Back]

    [51]. [^Back]

    [52]. (52) 李巍:《东亚货币秩序的政治基础:从单一主导到共同领导》, 第37页。 [^Back]

    [53]. (53) 赵洪:《中日对东南亚基础设施投资竞争及其影响》, 《国际论坛》, 2018年第2期, 第42页。 [^Back]

    [54]. (54) 《中柬首批“澜湄合作”专项基金项目签约》, 中国一带一路网, 2017年12月22日, 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gnxw/40751.htm。 [^Back]

    [55]. (55) 《中老签署澜湄合作专项基金老方项目协议》, 新华网, 2018年1月3日,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8-01/03/c_1122200704.htm;《中缅签署澜湄合作专项基金项目合作协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2018年1月23日,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resume/n/201801/20180102702770.shtml。 [^Back]

    [56]. (56) 《中泰双方签署澜湄合作专项基金泰方首批项目合作协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泰王国大使馆, 2018年4月19日, http://www.fmprc.gov.cn/ce/ceth/chn/sgxw/t1552387.htm。 [^Back]

    [57]. (57) 《李克强在澜沧江—湄公河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 澜沧江—湄公河合作官网, 2016年3月23日, http://www.lmcchina.org/zywj/t1511259.htm。 [^Back]

    [58]. (58) 七个联合工作组会分别是互联互通合作联合工作组、减贫合作联合工作组、产能合作联合工作组、外交与优先领域联合工作组、水资源合作联合工作组、跨境经济合作联合工作组和农业联合工作组。 [^Back]

    [59]. (59) 详细数据参见UNCTADstat, http://unctadstat.unctad.org/EN/。 [^Back]

    [60]. (60) 黄大慧、孙忆:《东亚地区合作主导权与中日制度竞争》, 《教学与研究》, 2017年第6期, 第37页。 [^Back]

    [61]. (61) 李巍:《制度之战:战略竞争时代的中美关系》, 第58—64页。 [^Back]

    [62]. (62) “公共产品” (也译作“公共物品”) 较早是由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系统提出的, 指在消费及受益上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参见Paul A. Samuelson, “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s”,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36, No.4, 1954, p.387。 [^Back]

    [63]. (63) “小国”在这里并不特指国家的体量大小, 而是指在某一国际制度中, 相对于主导国而言的其他参与国。在大多数情况下, 国际制度的主导者通常由某一方面实力更为突出的行为体担任, 这在中南半岛上的国际制度中表现尤为突出, 在这一语境下, 主导者成为某一特定国际制度中的“大国”, 参与者则是“小国”。 [^Back]

    [64]. (64) 尽管中国不是GMS主导国, 而是扮演着参与国的角色, 但从日本一直希望GMS将中国 (主要是云南和广西两省份) 排除在外、建立仅包括中南半岛五国的合作机制这一现象来看, 日本希望通过GMS争取支持的对象应该只有中南半岛五国, 而不包括中国, 因此, 本文对于GMS中的小国分析, 仅限于中南半岛五国。关于日本对中国在GMS中角色的态度分析, 参见Keokam Kraisoraphong, “China, Japan, and the Great Mekong Basin: A Southeast Asian Perspective”, in Lam Peng Er, ed., China-Japan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p.195。 [^Back]

    [65]. (65) 参见“UN List of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UN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http://unctad.org/en/pages/aldc/Least%20Developed%20Countries/UN-list-of-Least-Developed-Countries.aspx. [^Back]

    [66]. (66) 详细数据参见UNCTADstat, http://unctadstat.unctad.org/EN。 [^Back]

    [67]. (67) 李峰:《他信经济学及其对后他信时代泰国经济政策的影响》, 《南洋问题研究》, 2009年第4期, 第34—40页。 [^Back]

    [68]. [^Back]

    [69]. (69) 诸如2005年GMS第二次领导人会议批准《GMS贸易投资便利化战略行动框架》, 2007年GMS成员国共同签署《GMS便利化货物及人员跨境运输协定》, 这些举措有效地促进了中南半岛地区内外的贸易与投资。 [^Back]

    [70]. [^Back]

    [71]. (71) 王士录:《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国际关系学意义解读》, 《当代亚太》, 2006年第12期, 第3页。 [^Back]

    [72]. [^Back]

    [73]. (73) 刘稚主编:《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发展报告 (2010—2011) 》, 第223—314页。 [^Back]

    [74]. (74) 刘稚主编:《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发展报告 (2012—2013)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年, 第254页。 [^Back]

    [75]. [^Back]

    [76]. (76) 即以政治安全、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社会人文为三大合作支柱, 以互联互通、产能合作、跨境经济、水资源、农业和减贫为优先方向。 [^Back]

    [77]. (77) 《澜湄合作五个“什么”》,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2016年3月17日, http://www.fmprc.gov.cn/web/zyxw/t1348356.shtml。 [^Back]

    [78]. (78) 详见庞琴、罗仪馥:《全球化与国家对外经济影响力——基于中国在东亚地区经济影响力的社会经济学分析》, 第4—36页;王正绪、杨颖:《中国在东南亚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基于跨国问卷调查的分析》, 《现代国际关系》, 2009年第5期, 第53—62页。 [^Back]

    [79]. (79) 比如老挝副总理兼外长通伦·西苏里在LMC首次外长会上提到, 中方关于建立澜湄合作机制的倡议具有重要意义, 他对该机制抱有很高期待。越南副总理范平明也明确表示, 澜湄合作是次区域各国平等参与的重要机制, 越南支持并愿积极参与澜湄合作, 与中方携手为促进次区域发展、造福各国人民做出贡献。详见《澜湄合作机制将促进流域六国全面合作, 专访老挝副总理兼外长》, 国际在线, 2015年11月13日, http://news.cri.cn/gb/42071/2015/11/13/8251s5165258.htm;《王毅会见越南副总理范平明, 共推澜湄合作走深走实》, 《联合早报》, 2016年12月25日, http://www.zaobao.com/realtime/china/story20161225-706181。 [^Back]

    [80]. (80) 《老挝官员表示期待“澜沧江—湄公河对话合作机制”早日落实》, 新华网, 2015年10月29日,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10/29/c_1116983627.htm。 [^Back]

    [81]. (81) 比如, 泰国巴育政府就国内铁路基础设施建设制定规划, 对现有铁路基础设施进行改造升级, 在实现国内铁路联通的同时, 落实LMC的重点项目——中泰铁路的建设施工, 与区域内国家基础设施项目相对接。参见刘稚主编:《澜沧江—湄公河合作发展报告 (2017) 》, 第224页。 [^Back]

    [82]. (82) 李巍:《制度之战:战略竞争时代的中美关系》, 第221页。 [^Back]

    [83]. (83) 李巍:《制度之战:战略竞争时代的中美关系》, 第176—183页。 [^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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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N:1003-3386

CN: 11-5370/D

Vol 35, No. 06, Pages 119-156

November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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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一、中南半岛的国际制度建设现状
  • 二、日本的“大国抱负”与GMS的崛起
  • 三、中国的“魅力攻势”与LMC的诞生
  • 四、中南半岛五国的公共需求与制度竞争态势的演变
  • 五、结 论
  • 脚注